明代福建各府、州、县普遍设学按制，府学设教授1名、训导4名，州学设学正1名、训导3名，县学设教谕1名、训导2名若以明万历八年（1580年）以后的稳定建置而言，福建共有8个府学、1个州学、57个县学那么，额定的各类教官达215人，扣除个别裁革人数，亦在200人之谱。
其中，教授官阶从九品，月俸米五石（皆为流内官中最低），学正、教谕及训导均为未入流，月俸米大约二石然而“师儒职虽卑下而道则尊”（《罪惟录·学校志》），加之朝廷慎选学行兼优的人才，并厉行严密切实的考核，明代福建有不少教官出身举人甚至进士，他们不仅恪尽职责、勤于学政，而且胸怀家国、乐于担当，在地方政治、文教以及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科考”指挥棒下纠空疏之风就其职责而言，明代教官既受上级主管（即提学官）的领导，又受本府州县主官（即提调官）的管辖，“凡学政遵卧碑，咸听于提学宪臣提调，府听于府，州听于州，县听于县”（《明史·职官四》）。
但由于身处庠序，与生员朝夕相处，教官乃明代教育管理体系的具体执行层，掌管学校一切政务举凡生员的录取、教学、祭祀、考课、补增、补廪、奖惩、黜陟、充贡、应举，以及校舍修建、膳食供应等方方面面学政事宜，皆其职责所在。
细检福建方志中的《名宦传》以及教官家乡方志中的《乡贤传》，评语多从热爱教职、博学广识、严整学风、勤于训诲、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方面，开列其在任教期间的作为与贡献如蔡智，宣德宁德训导，“立教条，严考课，随才质而程督之”（清乾隆《宁德县志》）。
夏汝砺，嘉靖南平教谕，“其待诸生也，有过即饬之，能改即遇之”（清顺治《延平府志》）值得一提的是，迄至明中晚期，在以科举为导向，学校教育普遍追求“举人及数”，教官考核“以举人有无多寡为黜陟”的大环境下（《明英宗实录》），福建教官不唯生员举业功课的提高而着眼整体素质的发展，在强调时文制艺的同时，亦注重生员的品行修养。
如赵智，成化归化教谕，“始则教以进退揖逊，次则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行，然后授经讲读，课试文艺”（明嘉靖《汀州府志》）林丛，万历同安训导，“每勖诸生以敦本励行为先”（清乾隆《泉州府志》）更加可贵的是，福建教官注意身教，“每论至忠孝大义，击节不已，率身先士”（《闽书》）。
教官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对生员思想品质有很大影响坚守情操、刚直不阿者如蔡宗兖，正德兴化教授，反复申谕诸生崇尚气节，在学堂之内不行官场跪拜之礼，并身体力行之，以为榜样据清乾隆《莆田县志》记载，一次，御史至儒学视察，宗兖领诸生长揖而不跪。
御史盛怒，欲辱之宗兖不畏权贵，依然我故，力复古道，受到时人广泛称颂其他以安贫乐道、轻财好义等先贤之道修己正身、为人表率者更不胜枚举如蒋蒙，嘉靖建阳教谕，“食仅脱粟，衣敝不堪所入俸钱悉以周贫乏，给丧葬卒于官，箧无余赀，丧不能归，闻者悼之”（清咸丰《琼山县志》）。
林腾鹄，万历福宁训导，“诸生修脯，一切却之捐俸资士，不足则继以家人钗钏”（清乾隆《福宁府志》）为资助贫生学业和学校运转，这些教官节衣缩食、慷慨解囊，甚至捐献家人财物，以至生活困厄，贫死异乡，不得归葬强调经世致用之学，是晚明福建教官的又一突出特点。
明朝对于学校教学内容的要求比较全面，包括“经”“史”“律”“诰”“礼仪”“射”“书”“数”等，旨在培养经世治国、戡乱安邦之才但由于科举制度日益盛行，许多生员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于《四书》、本经之外的书毫不关注，形成一股崇尚儒学、鄙视其他学问之风，为害甚烈。
鉴此，福建一些颇具远见的教官以治事为急务、以救世为己任，进行了崇实学、黜浮华的某些努力据《闽书》记载，永乐年间，长乐教谕孙大雅“学以实践，不屑章句”，清流教谕方珏“以去浮尚实为弟子师”迄至嘉靖年间，著名清官海瑞在福建教官任上制定“日课条例”，规定酌量安排“经史稍通，堪居仕列者”诸生，将关系国计民生之边防、水利等事，“每月约讨论一二”（《海瑞集·条例·教约》），对于纠正当时空疏之风有积极作用。
学政修举，则人才辈出由于重德行、修举业、崇实学，明代福建在人才培养上成效斐然，为国家治理输送了大量合格人才据研究，明代福建科举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诸如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人均庶吉士人数等皆为全国第一。
这一大批获得科举功名的士人大多来自各府、州、县学，由各级官学培养，他们大多数都走上仕途并卓有治绩其他与科举入仕无缘者，则广泛利用教读、行医、经商等平台，融入劳动者阶层，为各行各业发展作出贡献学政内外“亦官亦师”双肩挑。
“推其善教，施于有政”（清道光《晋江县志》），是明代福建教官于学政之外的重要活动明代府州县主官及其副职佐贰官，作为一府一州一县之“父母官”，掌一府一州一县之政，不可阙员按《明会典》规定：一旦留有空缺，则由上级另派他人署理其事，署理者官衔可高可低，权责一如主官。
教官具有“亦官亦师”的双重身份，虽秩卑俸薄，然心怀苍生，学明行修，因此较其他属官、杂官之流，更受人们尊敬，而常被超擢补缺由于朝廷明确要求地方官学教师应关心时事，通晓民情，福建教官平日“殚心课士，暇则旁观世务。
凡田赋户口之盈缩，徭役讼狱之轻重，风谣俗尚之美恶，山陬海噬之欣戚，靡不究心以备经济”（清嘉庆《惠安县志》），故临危受命，署政摄篆，往往能得心应手，勤廉务实从事迹内容看，其惠政包括治农桑、辟田畴、修水利、蠲租税、兴学校、崇祭祀、毁淫祠、决狱讼、济贫弱、御敌寇等，从不同角度兴利厘弊，惩恶扬善，为维护地方稳定、发展经济、安养百姓和移风易俗贡献良多。
襄助官府，弥补缺位，是中国士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古代，朝廷设官治民一般止于州县，官府行政能力十分有限明代福建教官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念，广泛参与地方各种公共事务方志中有关教官修桥铺路、赈灾济民的记载十分常见。
尤其令人感佩景仰的是，一些教官铮铮风骨、凛凛正气，敢于慷慨直言、犯颜进谏，实为后世楷模据《闽书》记载，宣德年间长汀教谕陈宗敬“上书言通钞法”，弘治年间上杭训导袁庆云“陈利弊六事于都御史”，这些堪称感时忧国、为民请命的有为之举，在不同程度上都减轻了民间的疾苦。
还有一些教官不畏牺牲，在危机时刻，常能爆发出特殊的勇气和力量，出面带头保护地方安全如明中后期福建倭患严重，福安教谕程箕、训导谢君锡和莆田训导卢尧佐等挺身而出，组织民间武装坚持抵抗，直至城陷遇害，壮烈牺牲。
教化行而风俗美，教官是明朝推行社会教化的重要力量以“乡饮酒礼”为例，这是一项以学校为基点，由官学师生担任主要工作人员，通过敬老宾贤示范带动全社会的教化礼仪活动终明之世，乡饮酒礼在福建各学都得到较好贯彻直至明中后期，在社会的巨大变迁和转型中，仍有不少教官在努力坚持。
如嘉靖南平教谕海瑞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力矫礼仪错讹、宾介冒滥、举废无常等时弊，以保证乡饮酒礼规范有序进行明代非常重视旌表事例，明确要求各地教官参与其中因此，为弘扬忠孝节义，教官往往还承担着申请旌表之职责，对所谓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节妇、烈女等各种“道德标兵”进行咨访、查核和保举。
如宣德建宁教授彭勖“尝上书请修朱文公故宅，令有司以春秋祭其家庙，教其子孙，蠲其徭役”（《闽书》）嘉靖福宁学正许士经“朱节妇顾氏没七年矣，无能举其节者，经为请于当道，立碑表之”（清乾隆《福宁府志》）此其荦荦大者，对于促进民众接受国家主流意识，实现朝廷权威和意志向基层民间有效渗透，进而达到巩固统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启迪学生、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明代福建教官多著书立说，以阐述自己的学术思考、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据清乾隆《福宁府志》记载，弘治福宁学正闵鹗“著有《福宁乡贤传》《困斋集》”洪武福宁训导蒋悌生“著《五经蠡测》五卷，行于世。
词义多发前人所未发者”嘉靖福安训导缪冕“撰《师圣贤》《克己私》《戒嗜欲》《务谦勤》四诗，以授诸生”教官们饱读诗书，所善弥多，诸如理学、政论、史论、诗文、笔记、随笔、杂记等，皆能笔墨酣畅，析理透辟，议论剀切，文质兼美。
官方刻书和方志编纂，也是教官施展才华的重要平台明代福建常有刻书盛举，官方刊刻的大部头书籍，工作量十分庞大，通常需要学校配合，共襄其事据《书林清话·附书林馀话》所记，明代福建官刻本《五经四书》即由师生参与校雠，从而极大保证了刻书的质量。
而编纂方志更是地方文化的盛典，教官视之为无上荣誉，并投入极大热情，为保存乡邦文献做了大量工作当一地启动方志编纂时，教官经常被委任为总纂、分纂，担纲主要角色如贾暹，成化寿宁教谕，“尝纂修《八闽通志》，为人传诵”（清乾隆《福宁府志》）。
何海，弘治沙县教谕，“知府孙衍嘉其文行，征修郡志”（清顺治《延平府志》）凌翰，嘉靖泰宁教谕，“撰《泰宁志》，多驳正前误，邑人称之”（清乾隆《邵武府志》）山水之景，引人遐思；文人风流，自古而然在春日和煦之时，各学教官往往邀约挚友，共游山水之间，吟诗赋曲，畅怀豪情。
如洪武建宁训导徐达左“好山水，时时历览武夷阙里间”（《闽书》）永乐将乐训导林鸿“磊落不羁，常傲睨烟云以自适尤好吟咏，凡所见闻，率于诗发之，有唐人风致有《鸣盛集》”（清顺治《延平府志》）万历永安教谕黄豹“每过邓栟榈、林三泉、罗纹山诸祠，辄洒酒赋诗，流连若有宿契”（清顺治《延平府志》）。
这既增添了教官的闲暇之乐，又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杰作佳句。（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报/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