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余冠英 生活书店
余先生《论蔡琰》一文，谈到的是一个历史上讨论得很多的问题蔡琰此作，历来有人怀疑是伪托蔡琰被俘虏的经过，范晔《后汉书》叙述不详因此这引起了后人的诸多猜测，沈钦韩、何焯、王先谦等对此都有过论述余先生以为：“蔡琰如曾作诗来写她的悲愤，可信的倒是五言这一首，而骚体一首断然非真。
因为五言《悲愤诗》所述事实一一和史籍相合，而骚体一首的描写不切于实际的情景”——刘跃进 蔡丹君
蔡文姬蔡文姬，名琰，字文姬（一说字昭姬 ）东汉末年女性文学家，文学家蔡邕之女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初嫁于卫仲道，丈夫死后回家东汉末中原大乱诸侯割据，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趁机叛乱，蔡文姬为匈奴左贤王所掳，生育两个孩子。
曹操统一北方后，花费重金赎回，嫁给董祀文姬归汉的故事，广为流传论蔡琰《悲愤诗》文 | 余冠英相传属于蔡琰的三首诗，除《胡笳十八拍》后人多指为假托，已成定论外，其余被称作《悲愤诗》的两首，虽然载在正史，读者也并不全信。
不过引起问题的只是其中五言的一首，对于骚体的一篇似乎向少疑问苏轼《仇池笔记》“拟作”条云：《列女传》蔡琰二诗，其诗明白感慨，颇类《木兰诗》，东京无此格也建安七子犹含蓄，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琰之流离，必在父殁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此诗乃云为董卓所驱虏入胡，尤知其非真也。
盖范晔荒浅，遂载之本传苏氏虽同时提到这两首诗，其怀疑论实在只对五言一首而发其后胡应麟《诗薮》但称文姬骚体，不及五言，似以五言一首为伪作许学夷《诗源辨体》也独信骚体一章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道：细读二诗，楚歌体的文字最浑朴，最简练，最着意于炼句造语……没有一句空言废话。
确是最适合于琰的悲愤的口吻琰如果有诗的话，则这一首当然是她写的无疑琰在学者的家门，古典的气习极重，当然极有采用了这个诗体的可能至于五言体的一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且琰父邕原在董卓的门下，终以卓党之故被杀。
琰为了父故，似未便那么痛斥卓吧？……两首《悲愤诗》叙写颇不一致，其中如有一首可信，另一首就很可疑关于两诗的真伪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但在讨论之前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弄明白它的本事否则，讨论起来没有较切实的依据，也就不能有可靠的结论了。
▲文姬归汉图图片来源：auction.artron.net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
关于蔡琰被什么军队所掳，以及如何流落到南匈奴，本传都没有交代，因此后人纷做揣测沈钦韩云：《南匈奴传》：“灵帝崩，天下大乱，於夫罗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寇河内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击匈奴於夫罗于内黄，大破之。
……四年春……袁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於夫罗等佐之”据史则匈奴曾寇陈留，文姬所以没也玩文姬诗词，则其被掠在山东牧守兴兵讨卓卓劫帝入长安，遣将徐荣、李蒙四出侵掠文姬为羌胡所得，后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此当为初平年事，传云兴平非也。
何焯云：《董卓传》：“卓以牛辅子婿，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文姬流离当在此时。
▲图片来源：www.sohu.com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并引沈、何两说，不置可否但沈说和蔡诗、范史显有不合的地方，诗中明说“卓众来东下”，而於夫罗和董卓并无关系；传文明说“兴平中没于南匈奴”，而於夫罗到陈留不在兴平。
如以本传“兴平”两字是“初平”之误，那就太武断了何焯的假定就合理得多李、郭等本是董卓的部属，而董卓所部本多羌氐《后汉书·董卓传》云：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
’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李傕军中杂有羌胡，也见于记载，袁宏《后汉纪·献帝纪》云：于是李傕召羌胡数千人，先以御物、缯采与之，许以宫人妇女，欲令攻郭汜蔡琰必是被掳于李、郭等军中的羌胡，所以诗中说“卓众来东下”，又说“来兵皆胡羌”。
董卓所部抄掠陈留，于史可稽的也只有李、郭等东下这一回《后汉纪·献帝纪》载其事云：（初平）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辅遣李傕、郭汜、张倕、贾诩出兵击关东，先向孙坚坚移屯梁东，大为傕等所破坚率千骑溃围而去。
复相合，战于阳人，大破傕军傕遂掠至陈留、颍川据此，李、郭等劫掠陈留在初平三年，和蔡琰本传所云“兴平中”仍然不合，而且和南匈奴也没有关系，这是何说启人疑窦的地方其实何氏并未说错，不过只道着一半罢了蔡琰从李、郭军到南匈奴部是经过一次转手的，关键是李傕等和南匈奴左贤王的一次战争。
《后汉书·献帝纪》云：壬申，幸曹阳，露次田中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傕等战，破之《董卓传》和《南匈奴传》也记载这件事，不过称去卑为右贤王《后汉纪·献帝纪》云：董卓、杨奉间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匈奴右贤王去卑，牵其众来，与傕等战，大破之，斩首数千级。
也称右贤王，去卑的称号该是“右贤”或“左贤”且不去管它，可注意的是南匈奴军和李傕、郭汜打了这么一回仗，获得不小的胜利李、郭军中的子女玉帛在这时转移到胜利者手中是当然的这一件事范晔和袁宏都叙在兴平二年十一月，和《董祀妻传》记琰没入南匈奴之年正相符合。
蔡琰就在这次战争中由李、郭军转入南匈奴军，最为可能所以蔡琰被虏的事实，原分两段：初平三年在陈留被李傕等军中的羌胡驱掠入关，到兴平二年冬脱离，是第一段；从兴平二年冬流入南匈奴，到十二年后被赎，是第二段明白了全部事实，从前的种种纷纭都可以理清了。
从上引《后汉纪·献帝纪》文，又知道南匈奴左（或右）贤王去卑本居河东这一支匈奴人是汉灵帝时从於夫罗单于流亡到内地来的，其居留地是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南匈奴传》云：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
侍卫天子……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二十一年，单于来朝，曹操因留于邺，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
▲《文姬踏歌图》 清 周慎堂 绘图片来源：www.sohu.com李贤于“归国”下注云：“谓归河东平阳也”又于“留于邺”下注云：“留呼厨泉于邺，而遣去卑归平阳，监其五部国”可知这一部分的匈奴后来仍住平阳，未尝迁移。
蔡琰本传说她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然后被曹操赎还，所谓“胡中”就是平阳，并非塞外从兴平二年起历十二年，是建安十一年这一年春天曹操征高幹，取道河内的羊肠坂，北上太行，攻围壶关行军所到的地方离平阳不远高幹曾投奔南匈奴求助，被拒绝。
曹操或在这时和南匈奴通信使，得知蔡琰下落，因而赎还蔡琰在胡中十二年，和她同居生子的是何等人，已无法知道但从文姬可以用金璧赎取这一点推测，她不像是单于或胡王的妃妾从诗中“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等句想象她的生活，也不像是深居高供的人。
以常情论，蔡琰在胡中如果身份高贵，享奉优裕，她自己也未必肯回乡改嫁了
▲图片来源：www.sohu.com关于蔡琰被虏入胡到被赎，可以考知和可以揣测的情形，大略如上，较之前人所知道的事实稍稍有所增加，这时来辨证两首《悲愤诗》的真伪便可以有一些新依据了我以为蔡琰如曾作诗来写她的悲愤，可信的倒是五言这一首，而骚体一首断然非真，因为五言《悲愤诗》所叙事实一一和史籍相合，而骚体一首的描写不切于实际的情景。
且看下列诗句：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这样写来，直以蔡琰所居的胡中为穷北荒漠之地，哪里是南匈奴的景象？更何尝是去卑一支所住的河东平阳的景象？五言《悲愤诗》只说“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便觉毫无夸张。
再看：岁聿暮兮时迈征，夜悠长兮禁门扃，不能寐兮起屏营，登胡殿兮临广庭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从这些诗句见出作者想象蔡琰在胡中的生活是居宫廷、娱丝竹，简直似乌孙公主、王昭君的身份了，又岂合于事实？又如：。
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二句，称匈奴为“羌蛮”，且似谓蔡琰被虏于羌，直至其国，显然是错误如这诗出自蔡琰手笔，怎么会有这许多不真实的叙写呢？五言一篇就没有这些破绽，其写情的部分又深切感人，远过骚体，确有如陈祚明所谓“他人所不能言”者。
范晔称为琰作，自属可信现在不妨将怀疑的意见拿来研究了苏氏以为蔡琰被虏必在父死之后，上文所考事实已经证明其不确他只根据本传“兴平中”云云来揣想事实，绝不曾想到蔡琰的流离还有兴平以前的一段后来阎百诗却相信苏说，《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下云：。
予尝谓事有实证，有虚会，……如东坡谓蔡琰二诗东京无此格，此虚会也；谓琰流落在董卓既诛父被祸之后，今诗乃云为董卓所驱掠入胡，尤知非真，此实证也传本云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胡中者十二年，始赎归。
兴平凡二年，甲戌、乙亥，距卓诛于初平三年壬申已后两三载，坡说是也阎氏这里的论证远不如平时考经细心，他受了东坡的影响，有了“《悲愤诗》非真”的先入之见，所以一见诗中叙事和本传不合，便立刻据史驳诗，全不想传文那样简单，如何能包括全部事实？诗纵使是别人所作，也不见得不据事实。
读者正该注意诗和传的参差，参考其他资料来判明其所以然，看诗和传的叙事是否可以互相补充，不应在事实未判明之前遽下断语，抹煞一方面苏、阎二氏的疏忽由于被成见蒙蔽了
▲图片来源：www.sohu.com再看苏氏“虚会”之处他说《悲愤诗》“明白感慨，东京无此格”，亦属武断得很，试看同时曹操有《薤露行》《蒿里行》，王粲有《七哀诗》，阮瑀有《驾出北郭门行》，无名氏有《孔雀东南飞》，可知叙事、写实，五言正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诗体。
如果说五言《悲愤诗》不该产生在这段时间里，那么在建安之后、范晔著史之前，放在哪一段时间里才更合适呢？在汉末与刘宋之间又有什么作品比《七哀》或《孔雀东南飞》之类更和《悲愤诗》相似呢？何焯《义门读书记》云：“《春渚纪闻》载东坡手帖云：‘史载文姬两诗，特为俊伟，非独为妇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
’当是公晚年语耳”苏氏前后议论矛盾如此，《仇池笔记》或者不可靠吧？至于郑振铎先生所提出的疑问，其本身似乎很可以引起疑问，他说骚体一篇是浑朴简练、字句锻炼的诗，最适合于蔡琰的口吻，但为什么像五言一篇“激昂酸楚”（沈德潜语）、“局阵恢张”（张玉穀语）的诗就不适合于她的口吻呢？如说写悲愤的诗只可浑朴简单，岂不和东坡认建安诗不能“明白感慨”同样无据？他说生于学者家门的蔡琰，极有采用古典的骚体的可能，然而为什么饱经世患，“流离成鄙贱”的蔡琰就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五言体的可能？蔡邕不也作五言诗吗？他说蔡邕以卓党被杀，蔡琰不应痛斥董卓。
蔡邕应否列为“卓党”，固然大可商酌；即可算作卓党，蔡琰身受“卓众”的蹂躏到那种程度，难道还能隐忍不言？难道还要看父亲面上为董卓遮盖？这岂不太出于情理之外？
▲图片来源：www.sohu.com总之，对五言《悲愤诗》虽有人提出疑难，其实都是容易解决的，决不能动摇蔡琰的著作权此外关于蔡邕父女的传记还有两个小问题，和蔡琰诗多少有些牵连，不妨附带讨论一下第一是蔡邕有无后嗣的问题。
《悲愤诗》说“既至家人尽”，本传说蔡邕“无嗣”，恰相符合，但《世说·轻诋》篇注引《蔡充别传》说蔡充的祖父蔡睦是蔡邕之孙《晋书·羊祜传》说羊祜是蔡邕的外孙，又称蔡袭为羊祜的“舅子”那么蔡邕至少有两孙，一名睦，一名袭。
范晔说他无嗣，岂非错误？范晔说错了还不碍紧，蔡琰所云“家人尽”岂非同样失真？有了这一个破绽，此诗岂不也蒙赝鼎的嫌疑？这里的问题其实包括两件事：一是蔡邕有无子孙的考定，一是“既至家人尽”这句诗的解释前者是缠讼已久的案子，一时恐难判决，但范晔未必处在不利的地位。
《晋书·蔡豹传》说蔡睦是蔡邕的叔父蔡质之孙，和《蔡充别传》不同，《别传》不一定可据《晋书·羊祜传》所谓“舅子”依侯康《后汉书补注续》说“非必即邕之孙，虽从孙亦得蒙此称也”那么，范晔错不错现在还不能论定即使范晔错了，蔡琰这首诗也不一定非受连累不可，因为“家人尽”不一定就是说死亡无余，也可能是说流散殆尽。
何况经多年流离隔绝，蔡琰如有“家人”在远方，当时她尽可以不知而误以为“尽”，这并非情理所无的事啊第二是蔡琰是否在陈留被虏的问题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校补》云：案本传言文姬归宁于家，为胡骑所获疑本于路被留，并未抵家也。
邕文字亦无言及其家被祸者这一个假定如果能成立，蔡琰被虏是否与李傕等有关就成问题，而《悲愤诗》本事的考定就要重起炉灶了但传文“兴平中，天下丧乱”云云叙在“归宁于家”之后“归宁于家”一句语气业已顿住，其事亦必在兴平以前。
对于这一节文字的解释似不当如“校补”所说至于蔡邕文字无言其家被祸一层，也很容易解释一则李、郭等抄掠陈留时在初平三年春，邕于长安被杀在同年夏四月，空间距离很远，时间距离极近，消息传不了那么快何况干戈遍地，又非平时可比。
文姬被虏曾经过长安，尚且不能知道父死消息，蔡邕不能知道其家被祸又有什么可怪？二则据《蔡邕传》，他的著述因李傕之乱颇有湮没，不尽流传，又如何能因为不见于他的文字，就断为并无其事？《校补》所疑，根据太薄弱了，当然也不能影响《悲愤诗》的辨证。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诗的传统与兴味》原标题：《余冠英：论蔡琰《悲愤诗》》
